2000年代初，出国旅游还是一项让人仰望的消费。但那会儿还在上中学的Mike，已经去过秘鲁马丘比丘，一个现在想要抵达，仍然十分麻烦的旅游胜地。35岁的他想起这件事，还是掩盖不住骄傲。
Mike 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，拥有物质充裕的童年，成长于经济腾飞时期，未来几十年，家庭收获的时代红利，都将倾注在他身上。
他在每个人生节点，也都会拥有自我选择的权利，但渐渐地，Mike发现对长大后美好生活的想象，早已变得遥不可及。
富养长大的独生子女
5岁时，Mike父母下海，在南方开了家服装代工厂。由于订单充足，生产服装利润极高，不到五六年时间就积累了不少资本。
像所有中国家庭一样，他们很关注教育，带着Mike转了三次学校、换成重点班，找当地名师进行“一对一补课”，全力托举他在学业上“往上爬”。
Mike在高考中发挥超常考上了985名校，按照兴趣选择了历史专业。“那时候觉得将来到处玩玩看看，这样活着才有意思。”
进入大学后，Mike才逐渐意识到父母的付出成本，“光是中学时期的补课费、出国旅行费，加起来差不多花了200万”。
今年37岁的方子是家中的独生女，自小生活在父母用财富搭建起的舒适围城里。
他们把方子当做掌上明珠，从日本给她带上万元的奢侈童装，幼儿园同学还在背拼音卡片时，她已经在练《拜厄钢琴基本教程》了。
“学校组织春游，全班同学统一乘车，爸妈坚持要开车单独送我去，还特地请了专业摄影师拍照。”
周围同学因为考试压力夜不能寐时，方子却过得轻松。父母常问她的话不是“好好学习”，而是“钱还够用吗？”
“大三每个周末父母都会来学校看我，顺便打一笔几千到一万不等的额外生活费，那个时候对钱没有概念，后来才知道并不是每个同学都是这样的。”
人长大了，但更依赖父母的支持
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（上世纪80年代-90年代初出生），他们是国内中产家庭倾注全部资源抚养起来的“小皇帝”和“小公主”们的缩影。
上世纪80-90年代，国内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，不少人只身下海，经商致富，迅速挤入新兴的富裕阶层，成为“先富起来的一批人”。
他们的独生子女，也被精心“富养”：出国旅游、重点学校……起点够高，人生也就越一帆风顺。这也暗合当时的政策初衷：在“提高人口素质”的前提下，把家庭资源集中投入在一个孩子身上，让下一代在未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
但当童年优渥条件逐渐褪去，迈入奔四中年的他们，却开始直面一个现实——时代红利不在，父母的经验失效、个人选择失灵。一项近6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，国内有一半公众认为“80后”独生子女是“无奈的一代”，他们大多少年时期顺风顺水、成年之后却压力骤增。
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黄悦勤指出，大部分80及90后独生子女从小没吃过物质的苦，当房价高企、个人奋斗难以企及基本生活需要时，很容易出现迷失与抑郁情绪。在互联网上，大家把这种现象描述为“童年富裕症”。
Mike内心确实焦虑迷茫，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的目标。比如曾经因为兴趣挑选的专业，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到了2011年毕业季，他跟父母商量gap两年时间，后来又计划考研，但事实上，这些都是在变相拖延就业计划。
2018年，大量出口型企业遭遇困境，家里的工厂在风暴中难以为继。他们带着仅剩的几百万返回老家，这场财富的巨变，也极大地打击了Mike的自信心。
大学毕业后，方子前往英国留学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，两人情投意合，回国不久便结婚生子。
“其实我和老公都没准备好，两边父母不停催，觉得人生必须有个孩子才完整，尤其是公婆，对抱孙子似乎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。”
成为母亲的方子，从女儿出生第一天起就觉得不适应，“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挺没责任心的，孩子基本上是爷爷奶奶带大的”。
“有次带女儿去新加坡玩，父母没跟着，我和老公几乎束手无策，当时他跟我说觉得孩子是个累赘，我俩因为吵架一路冷战。”
丈夫虽然不是独生子，但兄弟四人中排行老幺，从小父母就对他溺爱至极。留学回国后，丈夫已经换了四五家工作单位，每次不到两年就辞职，原因基本上相似：“干不下去，累了，不想干了”。
不到35岁，他就迷上了养鱼、盘串，平时工作之余最大的兴趣就是精心照顾价值不菲的空气缸。“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给鱼喂食，整理水草、清理过滤器......照顾鱼都比照顾女儿上心。”
方子内心清楚，这种生活背后是两家父母们的支撑。“爸妈一直说，趁他们还能帮一把就多帮帮我们，但现在看，一旦他们的支持不在，我们的小家也要完蛋。”
真正的独立，是心理层面
方子的恐惧感并非凭空而来。
她从小到大的生活模式都建立在上一代人的经济支持之上，双方父母每年都会给夫妻俩30-50万做生活补贴。
“我和丈夫月薪都在一两万，但完全不能支撑家里的花费。从小依靠惯了父母，在很多事情上都无法拿定主意，买房、买车的消费都是父母在出主意，两家人去年去欧洲游玩了半个月，花了近20万，没有做过任何攻略，就是花钱在欧洲乱逛。”
最近，方子认真地思考起一个她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：如果有一天父母不在了，她和丈夫还能独自撑起这个家吗？
对此，丈夫不以为意：“他说我想太多了，爸妈身体还好，何必杞人忧天？”这种轻描淡写，让方子的不安感愈加强烈。
2018年，Mike硕士毕业。国内的高校毕业生已经达到了820万人，985大学也变成了“普通商品”，不再稀缺，毕业生求职优势正被庞大的就业市场稀释。
巨大压力下，Mike又想出国留学。研究生导师愿意帮他推荐国外博士点的导师，但他一次又一次拖延，让这个机会流失。
直到2020年中，Mike的父亲终于下了“最后通牒”：“要么回老家考公，要么就赶紧在杭州找份稳定工作，否则就别再回来了。”
最终，他在杭州找到一份人事工作，月薪税后只有6000元。
在杭州工作的前几年，Mike难以适应。长期生活在富裕童年的余热之中，消费习惯一时难以改变，“租在湖滨商圈，稍微吃好点就没钱了。”
Mike还欠过20多万债，债务并不多，但他一直对父母隐瞒。
“缺钱的话就跟我爸妈要一两千房租补助，啃老是有的，但最近两年也就偶尔啃一下，大部分还是慢慢平衡下来了。”
Mike并不觉得自己是“985废物”，或者遭遇了“学历贬值”“在毕业后的几年里做错了选择题，没有利用好机会”，但哪里出了问题？他也回答不上来。
对他们这代人来说，童年畅想的美好未来，已经遭遇了自我选择、经济放缓等多重因素的夹击。父母花钱让他拓展的眼界，此时完全成了过去的幻影，对现实没有什么帮助。
去年年底，他还完了债，过上了没有债务的生活，下一步他想拥有自己的家，他把这一点看得很重要：“毕竟你是永远回不去小时候的，人得往前看。”
方子开始逐渐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和旅行频率，有意识地储蓄，希望为未来留下一些缓冲。但她很快发现，这只是经济层面的自我调节，真正难以改变的，是心理上的独立。
她曾尝试对家庭事务做出自己的判断，但很多时候还是会下意识地向父母寻求肯定。
“所谓的独立，不是少花一点钱、少出一次国。可能是在父母逐渐老去，自己能否凭一己之力维持家庭以及孩子的成长。”
这种自救，并没有想象中容易。
“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将来女儿也变成像我们这样的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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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Sebasti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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